话说谏官周怡11

(资料图)

嘉靖十四年乙未（1535），周怡参加春闱会试，落选了，没有考取甲科进士。他作为一名落选的举人，按照当时的规定，由翰林院择优送入国子监学习。这年的十月份，他奔赴南京，在国子监继续学习深造，即年谱里所言“卒业南雍”。周怡在南京国子监学习有近三年的时间，就是为了参加三年后的进士考试，即嘉靖十七年戊戌（1538）的二月春闱会试。

01

明代称设在南京的国子监为“南雍”，设在北京的国子监为“北雍”。雍，辟雍，古之大学，是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。入读国子监的学员称监生，明代监生分为四类：举监、贡监、荫监、例监。

《明史·选举志一》载：“入国学者，通谓之监生。举人曰举监，生员曰贡监，品官子弟曰荫监，捐赀曰例监。同一贡监也，有岁贡，有选贡，有恩贡，有纳贡。同一荫监也，有官生，有恩生......每负天下按察司选生员年二十以上、厚重端秀者，送监考留。会试下第举人，入监卒业。又因谏官关贤奏，设为定例。府、州、县学贡生员各一人，翰林考试经、书义各一道，判语一条，中式者一等入国子监、日本、琉球、暹罗诸国，亦皆有官生入监读书。”

周怡作为乙未年京师会试落第的举人，就是属于翰林院择优送入国子监学习的举监。凡举人入监，给予教谕之俸，可入监读书，可参加下一次会试，亦可回籍读书，出授教职。以周怡的才学，当然是想在此继续学习深造，以参加下一次的会试。

当时南京国子监的最高长官，官位四品，称为祭酒，是伦以训，他对周怡很器重。

伦以训（1497—1540），字彦式，别号白山，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人。明武宗正德八年（1513）举人，十二年（1517）会试第一名（会元），殿试第二名（榜眼），嘉靖四年（1525）授翰林院编修，曾两次出任会试同考官，所取多名士。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。伦以训的父亲伦文叙，是弘治十二年（1499）状元。伦以训后因母亲去世哀伤过度而卒，年仅43 岁。著有文集四十八卷、诗集三十二卷、明朝彝宪二百卷。

02

周怡在南京国子监读书期间，有一个同堂同班同舍同居，并且会试同登第的好同学，叫杨勿斋。

从《祭佥宪杨勿斋文》（《周恭节公全集》文录卷八）中可知周怡与这位好同学那胜似弟兄的终身友情。

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乙未的冬天，周怡同佥宪杨勿斋“同卒业于南雍”，并且“同堂同班，其退而居也，同舍其出也，同日论文谈道，如兰之馨。”从此他俩结成了“终身之盟”，“戊戌（1538）之春，礼闱同登，情洽休鬯，义敦弟兄。”南雍同学同宿，会试又同进士及第，那份情感，真是情同手足弟兄。还有是让周怡难以释怀的是，他系狱时，杨勿斋谪出，“癸卯（1543）之岁，兄以谪出，予罪系”，命运又是何等的相似。在祭文里，对杨勿斋“昔密而今逖（远）”，他在西天阴界“怀参”，自己在人间的东方“辰薄”里度日，阴阳两隔，为生命的无常而感到悲怆，一如《旧题苏武诗》里“我有一罇酒，欲以赠远人。愿子留斟酌，叙此平生亲。”的情结。

《祭佥宪杨勿斋文》（《周恭节公全集》文录卷八）

呜呼！兄于予也，异地而同遭，异体而同神，兄今亡矣。予闻之，其何能不恻怆而悲辛？

乙未之冬，与兄同卒业于南雍，其人也。同堂同班，其退而居也，同舍其出也，同日论文谈道，如兰之馨。责善辅仁，其利断金。一时之与，终身之盟。戊戌（1538）之春，礼闱同登，情洽休鬯，义敦弟兄。癸卯（1543）之岁，兄以谪出，予罪系，自此以往，迹睽事异，今则已矣，忧形梦寐其始也。孰为之合其后也，孰为之分天乎？人也，舛错纷纭。

兄性沉静简直，宜其禄位远大，寿享遐龄，何位不满德而寿僅中身，惟沉静也。常若郁而不鬯，惟简直也。鲜谐世而宜人，然而敛福屯膏，含章返真，发祥孕瑞，宜尔子孙之振振。

独念予之与兄，何昔密而今逖，徒怀参而伤辰薄，奠远寄哀词，併陈有泪，一掬遡西风之，是因灵其如在，隔幽明而自亲尚乡。

03

明朝的国子监，是遵奉明太祖朱元璋“武治祸乱，文致太平”原则的基础上，为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培养人才而设立的。明廷还规定：“府、州、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，不入者不能得也。”也就是说，在国子监上过学，有监生身份，学业期满，就有资格直接去做官。在国子监中，设监规制度，对师生的品德、言行、纪律、学习等各方面都做了详尽的规定，从而规范了古代封建教育的管理体制。国子监开设有四书、五经、书、数、《御制大诰》《大明律令》、刘向《说苑》等课目,作为监生们学习的主要内容。另外明太祖又颁布《性理大全》作为主要教材。国子监一般学制三年，另外有历事（实习）一年。

明代的国子监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，周怡就是其中之一。嘉靖十五年丙申（1536），王畿为南兵部职方郎中，得知他与邹守益皆为王阳明的得意门生，周怡十分欣喜，“即往拜从学焉”。

周怡在国子监学习期间，定是勤奋刻苦，他也时常同他的老师进行学术交流，在他《上袁平桥先生》（《周恭节公全集》文录卷一）中，我们可见他同袁平桥老师进行交流的内容：

据生所闻，于先觉而自体于身心者，不获尽以就正于侍下，是诚自担阁也。

然赖先觉之人唤醒醉寐，不敢复业绝于天，戒慎不睹，恐懼不闻，夙与夜寐，求无忝所生日用之间，颇觉有趣，不闻是教，真成虚生。但蔽锢已深，习染太久，一杯之水，莫救舆薪之火。不见长进，是可惧耳。

吾师天挺人豪，虽无文王犹兴者，其夙夜必不放过，但修已以敬尧舜，其犹病诸学之不讲仲尼之所以忧也，在吾师亦岂肯自以为是，自以为至，而发愤忘食之不事兢兢业业之有息也。

今世学不讲遂以讲习讨论为学，而学字头脑竟尔不明，哀哉。工匠射御，技艺之数，学之者必以规矩彀率，身体而力行，不以口耳为学。而学圣道者，乃独以口耳为学，亦何其不知类之若是也？

窃念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圣贤之至乐而王天下不兴焉者也？敝邑虽小，犹可为善地，虽无英才，而天命之性则未之或亏少。性善既同，则民无不可教，然能尽其性，斯能尽人物之性，不能成物，亦不得谓之成已。

吾师司木铎之任，繄成物是，系责亦不轻伏，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意自任，则子弟之贤不肖不在所计而，但知爱养□无偏，斯为贤父兄也。斯道所赖不少若徒清介自许，门面是务，为异日大擢用之阶梯，则或琐琐者之为，非吾师自成物之志，亦非子弟所望于贤父兄之心也。

鄙见如此，不识有道者，以为何如？倘不以为然，亦望详以赐教。

文中一开始，周怡同袁平桥老师讨论的话题，是先觉而能够担当大任，是发自身内在的坦诚之心。再谈到那些不思长进人的处世态度，让他耽心，认为可惧。

他引用孟子话“若夫豪杰之士，虽无文王犹兴”，来夸奖老师天生卓越超拔，是人中豪杰，奋发向上，自强不息，兢兢业业，效法古代圣贤。他对世学以“讲习讨论为学”，专以文辞训诂为高，是可哀的事。认为学者，“必以规矩彀率，身体而力行，不以口耳为学”。

他从《论语·八佾第三》二十四章摘言，“天将以夫子为木铎”，认为上天给老师的使命，是做木铎，像孔子在施教那样，若铃铛震动，让大家都警醒。像父兄般，“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意自任”，得英才而教育，让天下振兴。而国子监大多数学生，如自己一样，学习目的，就是“清介自许，门面是务，为异日大擢用之阶梯”，读书学习主要是为了入仕做官，这是平庸者的思维，而不是老师所期望的。周怡行文要意，虽说是在同老师进行思想交流，也是从侧面提醒老师在教学时，注意端正监生们的学习目的。

04

在国子监学习期间，周怡就葬礼之事，与袁平桥老师进行探讨。他从《论语·先进》“鲤也死，有棺而无槨”中谈到圣人孔子对于葬制的态度。

《上袁平桥先生 又》（《周恭节公全集》文录卷一）

窃谓世教不明，人心䧟溺，风俗之弊，其来远矣。丧葬不经，惟今为甚，但送死大事，实不可忽，怡于礼也，非敢曰知，惟求少尽其心焉耳。夫死虽人之所必不免者，其为不幸而可哀，则人共知之。其不哀者，亦弗思耳矣。

葬者，藏也，重视之体魄而固藏之。无使土亲肤，则人心恔矣，是葬之本义也。然在人子，不可以天下俭其亲，而不得无财皆不可以为悦。故“鲤也死，有棺而无槨。”圣人以一子之故，岂不能贷一时之货而厚之，而何恝然为之？

孔鲤，字伯鱼，是孔子唯一的儿子，因其诞生时鲁昭公赐孔子一尾鲤鱼而得名。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，颜渊死了，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把车卖了给颜渊的棺材做一个外椁。孔子说：不管有才能还是没才能，说来也都是各自的儿子，我的儿子孔鲤死了，也只有棺，没有椁。我不能卖掉车子步行来给他置办椁，因为我曾经做过大夫，按照礼制，是不可以徒步出行的。

孔子特别注重礼，强调人的行为应该合于礼，不管是对自己的敌人还是最亲的人，做事都要恰当，都不例外，在孔子看来，本分恰当就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当按照礼制做自己该做的事，这不仅包括职责所规定的个人本身应尽的责任和义务，它要求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应符合规矩，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，阶级所属，同时还要求个体安份守已，恰如其分，他强烈反对做不合身份的事，说不合身份的话，更反对那些超出身份地位的行为举止。

曾不思及此也，其答子游之问丧，具则曰：“称家之有，无问有无，恶乎齐？”则曰：“有毋过礼，苟无矣，歛手足形，而葬悬棺，而无槨，人岂有非之者哉？”观此，则圣人之论葬礼，可知而待子之厚薄，亦著矣。

今世俗乃以葬为难事，而皆不行，遂至悖逆之甚而不知其哉？盖以葬事为观美，竭力为文，具以耀华采道路，娱人耳目。至于衣衾棺槨，则日死者无知，不必厚也，是果葬死之本义耶。夫不以死为可哀，会亲宾以宴饮，集僧道以笙歌而假是为观美，忽于藏亲之体魄，重于娱人之耳目。亲友不为死者之永别而送，惟以宴饮而会，有人心者果如是乎？僧道之集，声乐之具，可醜尤甚。

怡于是不能正之，又焉忍助之？故如是，俗之所已行，而于送死无与者，不敢尚焉。世俗之所未行，而于送死不可少者，则不敢不尽，亦必称其家。寡陋之见，如斯而已。顾有吾师之高仁厚，于此亦无教之乎？

周怡又谈到《礼记·檀弓上》上“子游问丧具”的记载：子游问，举行丧礼的时候要准备什么器具。孔子就说，那得看死者家产的多少了。富足，就可以多准备一些。家贫，就可以少一些。子游又问:“以家产为标准，如何做到丰省一致呢？”孔子说:“如果家产富足，就不要太过奢侈。如果家贫，能够做到包住头和脚，敛尸后即下葬，把棺木吊到墓穴中封闭，就可以了。又哪里会有人提出非议呢？”

从圣人论葬事中，可见他们对于葬礼所持有的态度。周怡随即谈到当时葬事的“亲宾以宴饮”，“僧道之集，声乐之具”诸多弊端，“可醜尤甚”。他不能改正这种风俗，但不可能去助长它的。因此，周怡认为要效仿古代圣人的做法，在办理丧等事不可过奢或过俭，与家庭经济情况相符，做到“称家有无”。他想听听老师的看法如何。

又尝以宰予短丧之事，质之东廓先生。曰：“宰予何如？”先生曰：“宰予斯年之丧，实实落落是倜，居丧以为如此，心亦尽矣。故曰，期已久矣，乃欲短之，今日不必，贤士大夫不许。宰予虽初学童子，亦以子为不仁而诟訾之，然今日士大夫之居丧，又何期年望？虽求尽一日之丧者，不可得也。名虽三年，实则不行。”

怡当时尚未敢以为然，今身履之，乃知一日之丧之难尽，而宰予未可以厚责也。敢请正于吾师，以为何如，又何以教之乎？

周怡曾就“宰予短丧之事”请教于东廓周守益先生，问：“宰予这个人怎么样？”

宰予，字子我，春秋末期鲁国人，思想家、儒客先贤。孔子著名弟子，“孔门十哲”之一，“孔门十三贤”之一。“宰予昼寝”，孔子见后很生气，说他“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杇也。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第五》），就是我们今天骂人“朽木不可雕，烂泥杇不上墙”的出处。

宰予思想活跃，好学深思，善于提问，是孔门弟子中少有的曾正面对孔子学说提出异议的人。他指出孔子的“三年之丧”的制度不可取，说“三年之丧，期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”，因此认为可改为“一年之丧”，被孔子批评为“不仁” （见《论语·阳货》）。孔子认定“不守丧三年，心就不安”。孔子谈到的理由是：“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孔子认为孩子出生三年后，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，在这三年中，父母尽心竭力，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，所以子女要同样守孝三年以示报答。在孔子看来，为父母守丧三年的做法是天下通用的。所以古代官员父母去世，须去职“丁忧三年”，居丧守孝。

对于周怡的提问，邹守益的回答是，宰予敢于向老师提出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，“实实落落是倜”，虽说是异想天开，思想上洒脱超然，是有些想当然的。所以说，居丧如此，心里也是这么想的，认为三年长了，想短一些。不要说古时，就是现时今日，事实上也是办不到，因为“贤士大夫不许”。宰予虽然是初学童子，所以孔子和后人批评为“不仁”。所以他说现在士大夫的居丧丁忧，虽求变为一日之丧期，是不可能得到的，但“名虽三年，实则不行。”

周怡当时听了邹守益先生的回答，“尚未敢以为然”，但他曾为父亲守丧了三年，所以知道了“一日之丧之难尽”的缘由，所以他认为宰予提出的守丧三年改一年的问题，无可厚非，不必过多地去指责了。周怡就此问题，想看看袁平桥先生所持的态度。

明代的国子监，是养士储才之所，对监生进行系统而严格的儒家文化教育，是造就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精英人才，相比于唐宋时期，更注重对监生的实际办事能力的培养，使监生在出仕之前受到了有关行政能力的训练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，为日后初登宦途，迅速适应工作环境和打开工作局面，莫定了较好的基础，使国子监很多监生成长为贤官良吏。而周怡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2021年12月18日冬至前在太平湖畔

龙门燕子岭山棚里老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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